美国小学语文教材里有一课《学会说“不”》，教导孩子们如何拒绝恶意挑唆,防止上当受骗,避免违法失德,避免麻烦,永保安全等。美国人说“不”的方式是直来直去的，相比之下，中国人说“不”的方式特别有艺术性，说“不”，不常用“不”字，或把“不”字包藏起来。
在中国文化里，特别是中国法律文化里,不知者不为过。因此，“我不知道”是中国人,特别是小人物说“不”的常用语。我不知道，则不表态，不作为，不承担责任。
中国本土哲学的思维模式是太极图式的,黑白一体、模棱两可、模糊不清、矛盾对立、拐弯抹角，真实的态度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此,高人或大人物说“不”，一般会以愤怒、冷淡、厌烦的态度，黑着脸说:“知道了”。 嘴巴没说出“不”字，却用脸色说出了“不”字。
儒家思想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流，儒，即“柔”也。,儒家为人处世崇尚中庸、迂回、圆滑、骑墙,有话不直说,轻易不撕破脸皮,以中庸之道给别人留足面子，给自己留有余地。因此,士大夫们说“不”的方式比较委婉。当不同意别人的意见，想拒绝别人提议,打断别人话题的时候，有修养的士大夫会说:“日后再议”、“日后再说”、“回头再说吧?”“日后”、“回头”是不确定的时间，再议或永不再议,再说或者再也不说，都是未定状态，暂时拒绝对方，又没把话说绝,使对方无可奈何。
延续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帝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强权社会、人间地狱。在皇帝一人治下的丛林政治生活中，皇帝享有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无边无限,禽兽不及的无限人权；皇亲国戚和高层权贵享有随心所欲，飞扬跋扈，如狼似虎的超级人权，没有人权的臣民们不是牛马一样的相对弱势群体,便是家畜家禽一样的绝对弱势群体。臣民随便说“不”，可能招致杀身、抄家、灭族之祸。在皇权专制社会里，臣民智慧几乎都是弱者的智慧。装病、装傻、装穷酸、装可怜、装糊涂、装不知道、装谦虚、装孙子、装疯子、自我抹黑、自我贬低、混日子、拖延、应付、隐居等方式是说“不”避祸、消灾、免责的行为艺术，抑或中国式的“非暴力不合作”艺术。臣民说“不”的习惯用语是“皇上圣明”、“大老爷在上”；常用词是“愚”；常用身法是下跪、磕头、作揖、求饶、行贿、自残、自杀等等。
中央集权的帝国是一个上下结构的金字塔权势场,皇帝和大臣常由一些自以为是，刚愎自用，反复无常的心理病患者担任。官大一级压死人,衔高半级气死人。朝廷之下，皆为基层，因此,中国旧官场充满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欺上瞒下，借力打力、技术变通、弄虚作假、颠倒黑白、阳奉阴违、口是心非等抢帽子，保位子，捞票子的基层智慧。在基层官僚中，说的是虚伪的“是”，行的是颠倒是非的非，求的是眼前的实惠。在基层智慧词典里,“不”就是“是”，“不行”就是“行”。明白人一般会采取正面听取,反面理解的办法，以实际行动说“不”。
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俗社会是个半丛林草原、半部落村庄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里的人处于半文明半野蛮状态，人际关系复杂,人情世故深不可测,利害计较是真正的核心的价值观,低级复杂的“窝里斗”无处不在。在熟人社会里，熟人对熟人比较温情,陌生人对陌生人异常残忍。半文明的人缺乏绅士风度,且非常情绪化,熟人绝情结冤家,冤家路窄。因此，在中国世俗社会里，处理人际关系奉行“散买卖,不散交情”原则,尽量不伤别人情面,努力不给自己留后患。因此,五花八门的借口、托词、谎言变成说“不”的代词,异彩纷呈的“忽悠”术是说“不”的常见方式。
在千年“酱缸文化”背景下,人们说“不”，却极少用“不”字，的确是一门妙不可言的艺术。相比较之下，美国人那种直来直去,实话实说的说“不”方式实在是太天真,太傻,太缺心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