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文人，是有区别的。文人的区别，不仅仅是文化或思想的区别，还有如何选择存在方式的区别。
文人以何种方式存在，也便形成了文人的等级。
一等文人，大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品质，胸怀天下、心系苍生，不畏强权，不媚世俗，他们不仅有独立的人格，更有坚定的信念。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古代文人的追求与理想；“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现代文人的职责与担当。
此等文人，可遇不可求，自古而今，屈指可数者，不过屈原、司马迁、鲁迅之流。
二等文人，多是普通人物。或才华外溢，或藏愚守拙；或谦谨狷介，或恃才傲物。此等文人，大约有两类：一类如老舍，只要能让我写，写什么都可以。没有自由，没有思想，亦也无所谓；一类如张爱玲，喜欢独立，喜欢自由。没有自由，不能独立，要么离开，要么不写。然而，无论老舍，还是张爱玲，他们都无法摆脱时代或社会对他们嘲弄或消磨。老舍委屈求全，写出许多违心作品，依旧逃脱不了红卫兵小将残暴的皮带、拳头、凉鞋和屈辱的唾沫，只能带着对人世间的不解与绝望，投进太平湖。张爱玲虽然倔强地离开大陆，甚至离开母语环境，却从此再无《倾城之恋》、《金锁记》这样的作品问世，只能做一做《红楼梦魇》之类的考证。
又有一种文人，他们却能以文字或文化为器具，或谋利，或谋权。谋利者，堕落为唯利是图、坑蒙拐骗的文化掮客。谋权者，攀爬为颐指气使、打压异己的文化官员。
文化掮客，如蝇如蚊，追腥逐臭，因而无处不在，无脸不露。文化官员，附庸风雅，逢场作戏，亦是无处不在，无脸不露。
名与利，既不独立，更不对立，反而能互为利用、互为交易。因而，文化掮客和文化官员走得最近，关系最密。他们常常一个搭台，一个唱戏，在名利互惠的同时，将文化贱卖为娼妓。
此等文人，已是文人叛逆和文化罪人。
当今文坛，文人大多沉迷名利，俗不可耐，或相互吹捧，或自我吹嘘。更好占山头，拉大旗；远者褒，近者贬。权贵面前，或低声下气，或阿谀奉承，笑脸吹捧，低首摇尾，全无一丝骨气，尽是奴才模样！
呜呼，文道久不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