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旧唐书·魏徵传》，有一段魏徵与太宗李世明的对话让人感触颇深。
或有言徵阿党亲戚者，帝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案验无状，彦博奏曰：“徵为人臣，须存形迹，不能远避嫌疑，遂招此谤。虽情在无私，亦有可责。”帝令彦博让徵，且曰：“自今后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闻君臣协契，义同一体。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则邦之兴丧，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帝曰：“忠、良有异乎？”徵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龙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帝深纳其言，赐绢五百匹。
这段话大意是有人诽谤魏徵结党营私，太宗责成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温调查之后，得出结论：魏徵没有结党营私，只是他不懂为官之道，为人又刚正不阿，被人抓住把柄加以算计，在这个意义上，魏徵应该受到责备。太宗于是命令温彦博斥责魏徵。隔了几天，魏徵请见太宗，说：“我认为君臣之间应该以公义为原则，如果君臣上下，抛弃了公道，只晓得韬光养晦，爱惜羽毛，那么国家的前途就会岌岌可危”。太宗听了很震惊，感动地给魏徵说：“我已经后悔了”。魏徵跪拜后又说：“我希望陛下您让我做一个良臣，而不要让我做一个忠臣。”太宗问道：“忠臣和良臣之间有区别吗？”魏徵答：“有！历史上的稷、契、咎陶就是良臣，历史上的龙逢、比干就是忠臣。良臣使自己受人称赞，使皇帝受人敬仰，使帝业永昌、万世太平。而忠臣只能使江山和家业败落，身家性命不保，皇帝成为罪首。因此，良臣和忠臣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太宗听了深受启发，奖赏了魏徵。
对于古代的臣子的评判，一般而言，我们大概只有忠臣和奸臣两个尺码，最多再加上庸臣而已，但是魏徵却独辟蹊径，思虑长远，把良臣和忠臣区别开来，表现了对封建社会中臣子历史责任的真知灼见。在魏徵看来，良臣以事理为判断依据，以天下黎民的福祉为己任，为达目的，不计个人得失；而忠臣则以主上的好恶为判断依据，为尽愚忠，不顾其余。尽管都是尽心竭力，但是因为效忠的对象不同，历史效果也就完全不同，良臣使政治清明，忠臣则使社稷倾覆。说到底，良臣，为天下黎民百姓，忠臣，为报知遇之恩。良臣与忠臣的根本区别，乃是公心与私心的区别。魏徵在一大帮封建臣子中敏锐地区分出良臣与忠臣，说明了他对封建社会中的君臣关系有入木三分的理解。由此看来，史家对魏徵作为一代名相的评价确实是名至实归的。然而，纵观中国历史，你会发现忠臣极多而良臣极少。
为什么忠臣多而良臣少？说到底，这种现象还是由封建社会的性质和帝王的喜好所决定的，帝王的私心才是一切愚忠的起源。毫无例外，帝王们永远都相信“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说法，那种“皇天无亲维德是辅”的理念永远只能是愚民的说教罢了。面对手握无上权威、独占天下财富的帝王，臣子是效忠于君主，还是服务于百姓，这是一个问题，臣子必选其一。效忠于皇帝，无论如何无能，肯定是忠臣，而效忠于百姓，则十有八九会被定性为奸臣。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魏徵诚惶诚恐的问太宗：“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然而纵观历史与现实，大多数君王希望有忠臣而非良臣，大多数领导喜欢有心腹而非干才，说到底，这也是一个公心与私心的问题。
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你往往会面临魏徵式的困境。选择做“忠臣”，你会名利双收，付出的可能仅仅是一点尊严而已，选择做“良臣”，你可能就会遭受无端的排挤和中伤，但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件光辉灿烂的事业的完成，都需要殚精竭虑、大公无私的心灵，假若这个社会上充斥的都是一帮因为归属于某一个利益团体而沾沾自喜的“忠臣”，那么党同伐异就会出现，对真理的追求就会消失，一个毫无原则的世界就会诞生，人们就会陷入永无宁日的斗争之中。所以，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相对于良臣魏徵，我们更需要的是贤君太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