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秦西最迷人的季节。
我在这么个时令里钻进陇山深处，是要造访秦陇接壤处一所山区学校的“掌门人”。
车在盘山道上千回百转，将万千山头压到了脚下。一道蜿蜒的山梁，一座馒头状的山包，一堆绿树掩映着几座瓦屋，最吸引人眼球的是那一面刺出绿蓬、在蓝天白云中猎猎招展的红旗——多么熟悉、亲切啊！我曾多次拥抱过的峰山小学。
学校很小，就那么 2亩地、 20几间平房， 51个学生、 5名老师。校长姓张，老家就在离学校约有五六里地的村子。那个百余口人的小村落也和学校有着相同的名字：峰山。大概是因地处僻壤，穷怕了的缘故，在村里拥有最高学历、端着公家饭碗当教师的他父亲，给他取了个很是俗气的名字——存贵，父亲指望儿子大福大贵！
张存贵中等个儿，脸上凝结着山里人的淳朴、憨厚与坚毅，平头短发和一身略显陈旧的蓝西服干净整洁，白生生的衬衣，经日光一照特别耀眼。多年“娃娃头儿”的生活，让 50岁出头的他看上去仍不失童真。
上世纪 70年代的最后一个年头，国家兴“顶班”。张存贵是父亲的长子，又刚从高中毕业，老爸和他的条件都符合公家“顶班”的硬杠杠。当时人才青黄不接，到处都缺人，就业空间天阔地广。 在众多可供选择的职业里，他相准了教师。老师是啥地位？“家有五斗粮，不当猴儿王。”张存贵说他受够了“没学上”的苦头。他还说：“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文革’中的初中甚至小学生当教师误娃。粮食误了是一料子，娃们误了可是一辈子呀！”
就这么，他成了老师，走上了三尺讲台，一路顺风。我说 :“你当老师可谓是名副其实地‘顶班’，是典型的子承父业！”他哈哈大笑。“教师是蜡烛，照亮了别人，耗尽了自己。”他选择了“教书匠”，又选择了故土上的山村小学，是选择了寂寞，选择了默默无闻。峰山，单听名字就能想得来是个啥样儿。山峰之巅，村上三四百口人，住在六七道山脊坡沟里，自然村就有十几个。当地人上街去甘肃还比到陕西近好多哩！学校孤零零地坐落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峁下，当然是为了全村学生上学路途都要差不多。张存贵一待就是 32年，他耗去了生命中最光亮的时段，且在依然坚守。
土坯瓦屋、泥泞满地、粉笔教鞭、被动应试、灌输知识，教室敞亮、绿树鲜花、电脑投影、提升素质、培养能力……
一切都在变，在悄无声息、不知不觉中，但又是脱胎换骨、翻天覆地。中师、大专，张存贵不停地往他的桶里“添水”。峰山小学距县城足足有 40多里地，自行车是他最基本的交通工具。他压指头给我算过一笔账：这些年，他把三分之一的星期天用在了面授听课上，花了近万块钱。
10余年前“普六”，学校里十几间歪七扭八、岌岌可危的漏室要“修理”。那时，国家的兜里还瘪着，兴的是“人民教育人民办”，兴的是“集资办学”。峰山村人少又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有近2000块钱没着落。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妻子是个病罐罐，儿子都还在念书，4口人的生活都靠他每个月的百十块钱撑着，手头很是紧巴。他打上了家里那头大黄牛的主意。牛可是山里人的命根子啊！没了牛，就意味着土地荒芜，妻子嘴撅得像个栓牛橛，儿子说他是瞎胡弄。一次次商议，都以 3票反对不欢而散。先斩后奏！趁妻子回娘家，他把牛牵到甘肃的一个小镇上卖了。为了这，妻子和他美美地大闹了一场。学校的危房变成了砖房，张存贵却顶了牛的班。那年三伏天，人们看见妻子扶着犁把，他弯腰弓背拉着纤绳在陡坡上耕田，汗水把衬衣粘在身上，就就像刚从河里钻出来……“普九”那年暑假，学校拆旧换新。村里原本就人手不多，又是农忙季节，看管工地的担子搁在了他一人肩上。他让妻子给民工做饭，两口子在学校整整住了一个暑假。却把自家的秋田荒芜了——收过的麦地没见过犁，成了夹在邻居耕地里一绺蒿草比人还高的绿带子。乡上检查生产，问：“是哪个懒汉把地种成了这个样子？”村长说：“是存贵家的。他守在学校里，把地荒了。”乡上人惊得目瞪口呆！
学生毕业要到乡上的中心小学统一考试，天公偏不偏下了暴雨，往日干涸的小河，水涨得一下子浸过人腰。他把学生一个一个背过了河……午夜，一名学生突发高烧。张存贵让两个大点儿的学生打着手电筒做伴，背着昏迷不醒的病孩摸黑走了五六里地，打门摇窗地叫起村卫生室的乡村医生给娃挂吊瓶。尔后又背四五里山路把学生送回家，一直折腾到了东方泛白！
四川一家人从宁夏返蜀，半夜里车翻到了学校附近的崖下。他发现了，骑上车子就往村里跑，请乡邻救了那一家人的命；学生交不起书费，买不起钢笔本子……好办——他手往自己腰包里一伸，问题当即解决……终有一日，只顾埋头干事的他被人发现了。那人是乡里的教育专干。专干把张存贵的那些事儿说给了乡上的头儿，也说给了县教育局的头儿。
那年，上级表彰师德标兵。乡里把他推荐到了县上，县上又把他推荐给了市里，一直到了省里、到了北京。张存贵成了全国师德标兵！
我是在县上的教师节表彰大会上初识张存贵的。县上代颁国家的奖章、证书，还有奖金。
再往后，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专程找他谈话。记得那天我问他：“你咋才申请入党？”他说：“我总觉得不够格儿。”他稍停了一下，接着又说：“我现在申请入党，你看我能成吗？”我说：“早都够格儿了！”
忆起往事，他脸上又绽开了笑容，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眼角的鱼尾纹像秋天灿烂的菊花。
我问：“你想下山进城吗？”
他说：“进啥城哩！这些年来，峰山出了十来个大学生，那些娃我都教过。他们回来还常看我哩，我高兴啊！”
他的家早都搬到了县城。他可是每周都要骑上自行车跑几十里山路回家呀！
贫瘠偏僻，山大沟深。这块黄土地上世纪 40年代初就有党组织活动。当年“闹红”的时候，这一带流传着一首“扬燕麦”的民歌：“山峁峁上飘着一杆旗，穷苦人过好光景指望你；山脊脊上燃着一团火，映红了沟洼照亮了我。”
车离开峰山梁又爬上另一座山峁。我嘴里还哼着那首“扬燕麦”……透着车窗隔沟遥望，我看见峰山小学院里的那面红旗在绿树梢头高高飘扬。
艳阳下的旗帜红彤彤的，红得耀眼夺目！我似乎看到那红旗上的五星幻化成了镰刀、铁锤……